中国现代殡葬建筑史的特点(中国的殡葬方式有哪些)

陵墓建筑的建筑特色

中国古代建筑在世界建筑发展史上始终保持着独特的体系,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点,宫殿建筑所反映的是一个时代建筑艺术及其技艺的最高成就。宫殿建筑的起源虽然很早,但保留至今的仅有明、清两代的宫殿。

集安葬与祭祀于一体的陵墓建筑使我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社会盛行厚葬,因此,无论任何阶层对于陵墓的建筑皆倍加用心,不惜耗费巨额财力、大批人力去精心构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陵墓建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至产生了举世罕见的、庞大的古代帝、后墓群,如陕西的秦始皇陵、北京的明十三陵等。陵墓建筑并非是单一的建筑体,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已逐步与绘画、书法、雕刻等诸艺术门派融为一炉,成为反映古代先民多种艺术成就的综合体。古代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袄教、景教、摩尼教等,其中以佛教最为兴盛,道教、伊斯兰教次之。现存的宗教建筑无论是数量、技术或者艺术质量,都在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反映了建筑艺术各方面的伟大成就。在古老的中华文化和儒道哲理观念的孕育下,园林艺术立足于师法自然的指导原则、以表现自然意趣为目标、以山水为骨干,形成了独树一帜、在根本上不同于欧洲园林风俗的东方建筑艺术体系。 照古人的观念,阴宅选址的地形地势、方位和安全,将长久地影响后代子孙的命运。这一考虑,在中国称为“风水”。风水之说起源很早,魏晋至唐及唐以后,风水学对葬地的选择越来越强调,风水著作也多以《葬经》命名,重视审察山川形势,讲究方位、向背和位置的排列。风水学不但运用在墓葬中,即对实际人生的各类建筑也都有很大作用,只是相对而言,对墓葬的作用更大。风水中固然有一些不科学以至反科学的因素,但它对形势选址的重视及其选址原则,往往又很符合科学和艺术规律,从大量按风水原则选址建造的陵墓中,不难见出它的积极作用。

在古代等级制社会,坟墓的具体规模,当然也有等级之差,不可逾喊租悄越。《礼记》说:尊循礼的法则,就应该在各方面遵守量的规定,比如宫殿、房屋或器物的大小和数量、棺材的厚度、坟堆的大小等,都要等级分明,越尊贵的才能越大越多。在陵墓中,体现等级的最重要的就是坟堆的大小。体量,从来就是建筑艺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建筑艺术与其他艺术在感染手段上的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建筑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体量。古人从自然界的崇山大河、高树巨石中体验到超人的体量所含蕴的崇高,从雷霆闪电、狂涛流火中感受了超人的力量所包藏的恐惧,把这些体验移植到建筑中,巨大的体量就转化成了尊严和重要。所以君王的坟堆就特别高大,特称为“陵”或“陵墓”。“陵”字原意就是高大的山。其他人的坟堆较小,称为“丘墓”、“坟墓”或“冢墓”。丘、坟、冢原意为土丘或土堆。从秦汉直到明清,帝王陵墓顶上都有巨大的土堆。

唐代在结合自然环境方面有很高成就,气象辽阔,有很强的纪念性格。唐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整个陵区模仿都城,陵园规划和都城一样,渗透着严格的礼郑渣制逻辑,以突出皇权的尊严。明清在运用风水学方面更加重视,成就也更大,形制也与汉唐宋以来的有所不同,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清西陵都是著名的例子。秦始皇陵在陕西临潼,是秦汉陵墓规模最大者。封土方形,每边约350米,有如埃及金字塔,呈三层方锥体台级状,全部人工堆成,现存残高仍有43米,顶上开阔平坦,曾发现有建筑构件,可能上面曾建有享堂。封土周围有两重陵墙,都四向开门,很可能是以北门为正门。型前陵南枕骊山,北望渭河,地势南高北低,以北门为正门使骊山成为陵的天然背景,是结合地形的良好规划。在陵园东墙外发现一批兵马俑,数量极大,有高1.8米的武士俑数千身,还有许多长2米的马俑,排成向东的方阵,气势雄伟,是陵园的地下守卫,表现了秦代高度的造型艺术水平和秦皇的赫赫武功。唐代是继秦汉以后中国第二次陵墓建设高潮。

包括武则天在内唐共21帝,除武氏与高宗合葬,末代的两位皇帝葬在河南、山东外,其余都在陕西渭水北岸,号称“关中十八陵”,唐代帝陵大都依山为陵,就是利用自然孤山穿石成坟,其气势磅礴,较之人工封土还要超过。如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以梁山主峰为陵山,高出陵前神道约70米,较之秦汉一般只高约二三十米的方上要雄伟得多。各陵以层峦起伏的北山为背景,南面横亘广阔的关中平原,与终南、太白诸山遥相对望。渭水远横于前,泾水萦绕其间,近则浅沟深壑,前望一带平川,黍苗离离,广原寂寂,更衬出陵山主峰的高显。

唐陵继承了汉陵四向开门的传统并更加发展,形成表征帝居的宏伟构图:在陵丘四周建方形围墙,称为内城,四面正中为门,设门楼,四角设角楼;南门朱雀门内建献殿,举行大祭典礼;朱雀门外是长达三四公里的神道,最南端以一对土阙开始,阙后为门,由此向北离朱雀门约数百米至一公里是第二对土阙及第二道门,再由此门通向朱雀门前的第三对土阙。在第一、二重门之间的广大范围分布众多的陪葬墓,太宗昭陵的陪葬墓最多,达167座。整个陵区范围十分宏大。昭陵和宣宗贞陵的范围周达60公里,超过了长安郭城。乾陵次之,周40公里,相当于长安。以下各陵周10公里至30余公里不等,各陵以乾陵保存最好。唐陵的石刻也很精采:在神道两侧列石刻,以乾陵为例,由第二道门向北,自南而北列华表一对、翼马一对、浮雕驼鸟一对、石马各附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此外,乾陵在石人和第三道阙之间还有无字碑、述圣记碑各一通,在第三道阙和阙北朱雀门前石狮之间左右共列六十一王宾石像。内城东、西、北三门与南门一样,门外也有石狮一对、土阙一对。北门土阙外又加立马三对,号为六龙,表明是帝宫的内厩。陵区广植松柏槐杨,将石刻衬托出来。这些石刻无疑丰富了陵区内容,扩大了陵区控制空间,对比出陵丘的高大,对于渲染尊严和崇高的气氛起了很大作用。 中国帝王的坟墓,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重要类型。现代对革命领袖的坟墓也称陵,如中山陵。中国古代习用土葬,中国古代人崇信人死之后,在阴间仍然过着类似阳间的生活,对待死者应该“事死如事生”,因而陵墓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

各朝的墓葬特点?

1、石器时代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埋葬的发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出现按一定的方式埋葬死者。到新石器时代,墓葬已有了一定的制度。

墓圹一般是长方形或方形的竖穴式土坑。在氏族的公共墓地中,数以百计的墓坑排列有序。多数的墓是单身葬,也有不少的墓是合葬。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前期的合葬墓,往往采取“二次葬”,将许多已经埋葬过的尸骨迁移而葬入同一墓坑内。

这些死者是同一家族的成员,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紧密的血缘关系。有些合葬墓,埋着两个或数个完整的尸体,他们的性别相同,应系兄弟或姐妹。

2、新石器时代墓葬

墓中随葬品以陶器皿为最普遍,其次是石制和骨制的工具,装饰品亦偶有发现,有时还有谷物和家畜。在有些墓地里,男子墓内多石斧、石铲、石刀,女子墓内多陶制或制的纺轮,显示了男女在生产活动中的分工。由于地区和部族的不同,各地墓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颇有差异。

但是,在同一墓地中,各墓随葬品的多寡、厚薄往往差别不大,可见在原始社会中氏族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但到了后期,出现了穷富分化的现象,例如,帆清扮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少数大墓,随葬的陶器有多至 100馀件,猪头多达十馀个的,说明墓主人拥有远比一般人为多的财富。

3、商代

商代是中国青铜时代的盛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高度的发展,以商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着庞大的国家。因此,在商代的墓葬制度中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和等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陵墓有着十分宏大的规模。

商王和各级贵族的墓,都用木材筑成椁室。亚字形墓的椁室,平面呈亚字形或方形。其馀各种类型的墓,椁室平面呈长方形。敛尸的葬态灶具都是木棺,放在椁室正中。平民的墓,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有棺无椁。尸体的放置方式,主要是仰身直肢。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的墓,墓主都只有一人,尚未发现夫妻合葬的情况。商王和各级贵族墓的随葬品极其丰富、精美。包括各种青铜器、玉石器、陶器、漆木器、骨角器等。

4、商代墓葬

商代统治阶级墓葬的特点之一,是使用大量的人和牲畜殉葬。商王和大贵族的陵墓,殉葬者少则数十,多则一、二百人,包括墓主人的侍从、婢妾、卫兵和各种勤杂人员。

另有完全供杀殉用的“人牲”。殉葬者的葬式各有不同,其中颇多采用俯身葬。殉葬的牲畜,以马与狗为最多。

各种类型的墓,都在墓底的正中设一长方形的小型坑穴,其位置正当墓主人尸体腰部之下,故称“腰坑”,坑内埋一殉葬的人或狗。即使是平民的墓,也往往有埋狗的腰坑(见商代的人殉和人牲)。

5、战国

从春秋晚期开始,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这种变化在墓葬制度上也有所反映。

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许多统治阶级的墓在地面上筑有坟丘。坟丘一般用夯土筑成,有的呈方锥状,

6、春秋时期墓葬

在战国时代,墓室仍然保持商、西周以来的形制,有的大墓甚至还保留着腰坑。有些国君和大贵族的陵墓,如上述平山中山王墓、辉县魏王墓和邯郸赵国贵族墓,都在墓室的两面设墓道,与商、西周的中字形墓相似。

有些国君的墓,如安徽省寿县蔡侯墓,则和许多贵族的墓相同,仅有一个墓道或没有墓道。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 开凿在丘陵的岩石中,规模甚大,但没有墓道,而且墓室的形状不规整,是罕见的特例。诸侯、贵族的大墓,仍流行附设车马坑。

7、秦汉

汉代普遍用横穴式的洞穴作墓圹,用砖和石料筑墓室,在形制上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这是中国古代墓制的一次划时代的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从西汉中期才开始的,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普及到各地。

在秦和西汉前期,贵族地主阶级仍沿正段用竖穴式土坑墓,墓中设木椁。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和北方的边远地区,竖穴式木椁墓一直延续到西汉后期,甚至东汉前期。在秦和西汉的竖穴式木椁墓中,棺椁制度沿袭周代的礼制,有严格的等级。有些汉墓还使用了所谓“黄肠题凑”。

8、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墓葬制度,大体上承袭汉代。但经过汉末的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统治阶级的厚葬之风不得不有所改变。

考古调查发掘证明,自魏晋以降,规模宏大、雕刻精致的画像石墓已很少见了。贵族官僚的墓,一般都是砖室墓,有时设石门。

和汉墓相比,墓室的平面布局简化, 面积减小。但是,在墓室的细部结构和设施方面却有一些新的发展。例如:洛阳西晋墓中有角柱与斗拱,南京东晋墓中有直棂窗。从汉末、魏晋开始,各地都流行在墓室中设棺床。

9、隋唐五代

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地区,北魏以来的墓葬制度,经隋代,至于盛唐,一脉相承。当时贵族官僚的大墓,都是采用斜坡式的墓道,包括一段很长的隧道;隧道顶部开天井,两壁设龛。

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个、壁龛8个,章怀太子墓有天井4个、壁龛6个,正三品司刑太常伯李爽墓有天井3个、壁龛2个,天井和壁龛的多寡基本上与墓主人的官品爵位相一致。隋代流行以土洞为墓室,高级官僚的大墓亦不例外。

入唐以后,则多采用砖室,土洞墓已降为低级官吏或平民所用。一般的官僚,其墓室都为单室。二品以上的大官,除主室以外,有时还设简单的前室。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及“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则都有前后两室。从初唐到盛唐,贵族、官僚墓中流行壁画。

一般是墓道前部两壁各绘青龙、白虎,墓室顶部绘日、月、星辰,其他则有鞍马、明驼、牛车、列戟、步骑仪卫、属吏、男女侍者以及乐舞伎等,各绘在墓内的相应部位,其内容和规格视墓主人的身份而有所区别。

10、宋至明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

从这以后,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

一般多为单室墓,后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后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 “开芳宴”的场面(见彩图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宴饮图 显示图片),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

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后壁,则往往有“妇女掩门”雕砖。随葬品寥寥无几,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绘刻在壁画和雕砖上的缘故。

扩展资料

名人墓葬:

1、周惠王冢

墓在老城乡小寨村西,传为古冢。清乾隆二年(1737年),久雨穴陷,墓门石额裸露,上写:“周惠王阆肆历二十五祀”,因而确定为周王墓。今墓冢尚在。

2、周冉伯牛墓

周先贤冉伯牛墓在白鹤村南。

3、汉赤眉冢

墓在白鹤乡雷湾村西0.5公里的邙山脚下,为一夯土丘,高约2米余,直径约5米。传为赤眉冢,是赤眉军首领樊崇之墓。

4、汉贾谊墓

汉太傅贾谊墓在平乐乡新庄村东,洛孟一号公路所经之大坡口西侧,俗称贾生墓。

5、汉刘宽墓

汉逯卿侯刘宽墓约在朝阳乡一带,清乾隆《洛阳县志》载,墓“在北邙山”,名大尉冢。

6、汉班超墓

清乾隆《洛阳县志》载,墓“在北邙山”。朝阳乡障阳村西有一大冢,俗称班墓,可能是汉定远侯班超墓。

7、北魏冯熙墓

北魏驸马都尉昌黎王冯熙墓在平乐乡上古村南。平乐乡上古村南邙山高阜处称冯王山(谐音为凤凰山),上有冯王冢。

该碑为唐懿宗八年十一月九日,由冯熙的十二代孙玄规、玄贶等八人同立。刘坡村西距上古村仅1公里,“冯王新庙碑”证明上古村南的冯王冢当属可靠。

8、北魏元乂墓

墓位于朝阳乡向阳村西百米处。北魏宣武帝死后,为反胡太后篡政,元乂伙同宫廷总管刘腾于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年)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宰相元怿,囚禁胡太后。

后刘腾病死,胡太后返政,鸩死元乂。由于元乂妻系胡太后之妹,故殡葬从优。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七月二十四日葬于成周北山上长陵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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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中国帝王陵墓的发展特点

陵墓建筑,作为古代建筑中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建筑群体,在考古发掘中一向居于十分关键的地位。由于战争等人为因素或者自然灾害的影响,陆地上的古建筑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遭到破坏,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于原始资料的研究没渗哗。与此同时,作为地下建筑的陵墓群,则因为其终年的“与世隔绝”而幸运地保存下来,即使所谓“十墓九空”,发现的较为完整的陵墓数量少之又少,但就其历史研究价值来说,绝对是弥足珍贵的。

据考证,我国早期的墓葬既无封土和坟丘,也无树木或标志。大约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到战国时代,就普遍流行坟丘式的墓葬。在封建社会里都以坟墓大小、高低来显示墓主的等级,国王是一国之主,其墓必定是最高大的。其高大之状犹如山陵,而陵又有崇高的意思,所以在战国中期以后,君王的坟墓开始称为“陵”。

根据礼书的记载,在帝王陵园中,除陵以外,还筑有“寝”, “寝”乃是为死者的灵魂饮食起居而设,当时人们迷信死者灵魂就在墓室之中。作为祭祀祖先举行典礼之用的“庙”,当时则在陵园之外的附近地方,而不在园中。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这种陵侧起 “寝”、“寝”旁立“庙”的陵寝制度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后已枯行经实行。到了东汉,明帝对礼制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对帝王陵园中的“寝”进行不断的扩大和改造,而成为现今的寝殿,以适应由帝王率领公卿百官郡吏举行隆重的“上陵礼”和“饮酣礼”之需,所以这时“寝”的性质已异于战国时期“寝”的性质,寝的功能由原来的供墓主灵魂日常生活之处而变为朝供和祭祀之用。以后陵园附近的庙地逐渐为“太庙”所替代。

帝王陵墓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三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叫“方上”。这是早期的一种陵墓封上形式,具体方法是挖坑筑石为墓,用黄土层层夯筑呈覆斗形而为坟,这时的陵墓之所以呈方形,乃与秦汉时以方形为贵有关。认为帝王是大地的主宰,按天圆地方之说,所以取方形。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和西安西郊的西汉陵都属于“方上”,据说秦始皇陵是始皇亲自参加设计的,含有永远独霸四方之意。河南巩县的宋陵,其陵台亦为方形覆斗状的土台。

第二种是以山为陵。它是利用地形,以山峰作为陵墓的坟头。像秦始皇陵那样大型封土不仅费工,而且不安全,以山为陵则可以少花人力并可利用山岳雄伟的形势来体现帝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宏大的气魄,而喊毕且还可以防止盗挖。唐代帝陵一开始就采用了这一形式,安葬李世民的昭陵就是以位于陕西礼泉县的九峻山为坟,在山腰开凿石洞为玄宫,从挺道至墓室深230米,前后安置五道石门,非常坚固。

第三种是宝城宝顶。帝王陵墓在秦、汉时期盛行“方上”封土,唐时“以山为陵”,北宋又恢复了秦汉旧制。元是不建陵寝。明清时对陵寝制度又做了一次重大的改革。首先陵墓的形制由秦汉两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其次取消了秦汉两宋陵园中供奉帝王灵魂日常起居生活的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建了供谒拜和祭祀的上宫建筑,从而更加突出了一年三举的上陵之礼;再次陵园的围墙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长方形,陵园由南向北分为三个院落:第一个院落由碑亭、神厨、神库等组成;第二个院落是祭殿和配殿;第三个院落是埋葬先皇的地方,设有牌坊、五供座、方城明楼和宝城宝顶。

首先,通过对已发现的陵墓的分析,我们看到唐代的陵墓无疑是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群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唐代的陵墓,开始追逐“凿山为穴,因山为陵”,这其中尤其以乾陵作为代表。乾陵位于乾县梁山之上,分为三峰,以北峰居中为主。主峰四周为神墙,设有门狮一对,而其中,角楼的建筑也颇有特点。在神道上布置有实象生,各种雕像皆栩栩如生。其后,是朱雀门外的两座著名的石碑,左边是唐高宗李治的“七节碑”,右边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其中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更是引发了无数人的联想。在乾陵的东南部,则分布有陪葬的墓群,其中包括有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得太子墓等,这些陵墓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均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

唐以前的陵墓与唐代则有较大的不同。上古时期,人们并不讲究墓葬,这可能与当时生产发展水平较为低下有关,随后,到了商周时期,随着最近发现的一些商朝的遗址,一般认为,商代陵墓地面不起坟,而仅仅在墓上建造祭祀性的建筑。而秦朝和汉代的陵墓,则大致上保持了一致的风格,倾向于建造大规模的陵墓,往往一陵役使数万人,工作数年,例如汉高祖的长陵有五万户之多,而汉武帝的茂陵则有六万户。这些陵墓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累土为方椎并去其上部,即所谓“方土”,最大的方土高约有二十多米。

而在这众多的陵墓中,秦始皇陵无疑是扛鼎之作。所谓的“掘地为穴,堆土为陵”,秦始皇陵堪称是陵墓中空前绝后的宏伟作品。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即秦王位,即位后不久,就在郦山开始营建陵墓。统一天下后,又从全国征发来七十多万人参加修筑。直至秦始皇五十岁死葬时(公元前210年)还未峻工,秦二世时又接着进行了两年,前后费时近四十年,真可谓工程浩大。” 就目前所发现的陵墓遗址来看,兵马俑无疑具有最大的研究价值。兵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秦陵陵园东侧1500米处。目前已发现三座,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并出土仿真人真马大小的陶制兵马俑8000件。从各坑的形制结构及其兵马俑装备情况判断,一号坑象征由步兵和战车组成的主体部队,二号坑为步兵、骑兵和车兵穿插组成的混合部队,三号坑则是统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军事指挥所。

在中国陵墓建筑发展史上,明十三陵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陵墓群。其主要沿袭了唐代陵墓的一些特点。陵墓集中修建,注意风水和环境,每个陵都正对一个山峰,特别注重前导部分和序列处理,建筑整齐对称,造型严谨,因此,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十三陵是一个天然具有规格的山区,其山属太行余脉,西通居庸,北通黄花镇,南向昌平州,不仅是陵寝之屏障,实乃京师之北屏。明末清出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写诗描述这里的优胜形势:“群山自南来,势,若蛟龙翔;东趾踞卢龙,西脊驰太行;后尻坐黄花(指黄花镇),前面临神京;中有万年宅,名曰康家庄;可容百万人,豁然开明堂。”神道作为明十三陵的第一个建筑群,由石牌坊,大红门,碑楼,石象生,龙凤门等组成,威严地守卫着十三陵的大门。而就目前已经发掘的定陵来看,十三陵的内部结构依然相当完整,前殿、中殿、后殿以及左右配殿,总面积有1195平方米,就其规模来说,在帝王的陵墓中也是数一数二。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无论在建筑艺术上,文物价值上,考古研究上,都有着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探寻古代陵墓的秘密,研究古代陵墓的发展演变,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也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考古技术的成熟和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过程发挥的作用越发的巨大,相信我们定能通过对陵墓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在更广程度和更深层次上,保护文化遗产,用物质文明来证明社会文明发展的高度,从而将真正的中国文明展现在世人的面前。

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如果从夏代的大禹算起,至少有近四千年的历史。《史记夏本记》:“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禹当年的墓葬情况如何,考古发掘是找不到证据的。《吴越春秋》称禹在逝世前曾命群臣曰:“吾百世之后,葬我会稽之山。苇椁桐棺,穿圹七尺,下无及泉,坟高三尺,土阶三等葬之”。《汉书地理志》“会稽郡县二十六,山阴(会稽)山南,上有禹冢,禹井。”《帝王世纪》:禹“崩于会稽,因葬会稽山阴之南,会稽山上有禹冢、井、祠”。会稽山位于浙江绍兴市东南6公里处,会稽山上的大禹陵已成为历代祭奠大禹的重要场所。大禹陵由禹陵、禹祠和禹庙三大部分组成。如果我们将位于湖南省的炎帝陵、位于陕西省的黄帝陵也算在内的话,那么,中国帝王陵寝文化发展史可以追朔到五千年左右。当然,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大禹,他们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帝王”,他们的陵墓的真实性也只能是神话与史料“杂糅”了。炎帝陵、黄帝陵及大禹陵均已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其现存陵墓建筑形制的变化较大,展现在今人面前的毕竟不是几千年前的陵墓原状,从这个角度看,炎帝陵、黄帝陵、大禹陵等只能算是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滥觞期。而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真正肇始,还应推“千古一帝”秦始皇的始皇陵。

一、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冢。

秦王朝虽然祚短,秦始皇陵虽然陵墓本身并未发掘,但仅因兵马俑坑的发现,就已在秦汉以还的中国帝王陵墓中,独占鳌头,并有“世界八大奇迹”之誉。汉代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因封建世袭政治体制的相对发展,导致帝王陵墓文化也一直盛衍不衰,绵延发展。其间虽然有明君、昏君之别,治世、乱世之分,但只要是个皇帝,在死后,一定的墓葬形制、一定的礼仪形式还是要具备的。当然,其中不乏个别因改朝换代、兵荒马乱之际而不得不草草归土者(如隋炀帝)。当我们来到陕西关中一带,可以通过凭吊茂陵、乾陵而领略到汉唐帝王陵墓的气象。汉代帝王陵墓一般是封土而作,而唐代的帝王陵墓如乾陵,却是依山为陵,陵墓是通过凿山开穴建成。除了帝王以外,一些诸侯王的墓葬也呈这种特点。如大家所知的徐州地区分布较广的汉代楚王陵墓,大都就是依偎在狮子山、龟山等大小不等的山体怀抱之中。时代发展到明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也是走的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路子。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一般老百姓的墓葬是采取“依山而建”的事例,或者说,纵然是将墓穴按放在山体内,但山体也非一己一姓之独有,而只能视为是一处公共墓地。纵观历代帝王陵墓,其选址除了考虑风水等自然因素外,还需考虑到陵寝的安全与壮观。建筑高大的封土堆,或者巧借山体作为墓冢,是帝王陵墓常用的两种形式。帝王陵墓与平头百姓墓葬的最大区别可能并不在于风水及入土地点的选择,而在于墓葬的外在形制、尤其是墓穴导引部分的讲究。

二、作为帝王陵寝的明孝陵形制特点。

明孝陵是明朝(1368-1644)开国皇帝朱元璋与马皇后的陵墓,地处东径118度51分,北纬32度4分,坐落在南京市东郊的紫金山(又名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是南京市中山陵园风景区的一道重要风景。明孝陵建于洪武十四年(1381),次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从葬妃嫔46人,宫人10余人。朱元璋死后,设孝陵卫,有兵卒5600人参加警卫陵园。永乐十一年(1413)建成“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因此,整个孝陵建设工程前后沿续了30多年时间才完成。明孝陵从起点下马坊至玄宫所在地宝城,纵深2.62公里。当年孝陵内植松10万株,养鹿千头;内设神宫监,负责定期维修和祭祀;同时,外设孝陵卫以保护陵寝。明孝陵坐北朝南,谒陵路线是由南向北。从陵墓型制上看,又可分两大部分。我们可以沿着谒陵线路,领略一下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风采。

第一部分为神道。自起点下马坊至孝陵正门,包括下马坊、神烈山碑、禁约碑、大金门、碑楼(四方城)、神功圣德碑、外御河桥、神道石刻(石像生群、石望柱)。其中下马坊为两柱冲天式石牌坊,宽约5米,高为7.8米,坐西朝东,柱断面作抹角方形,两柱前、后及外侧抱以砷石,柱端饰云板云罐,内侧雕梓框,镶入大额坊。坊额正反两面均刻有“诸司官员下马”6个楷体大字。下马坊西北距大金门约755米,是明孝陵的导引部分,位于神道的最前端,其建筑年代约在1400年左右。1980年,南京市中山园林管理局在维修下马坊时,将已断裂的下马坊柱础从宁杭公路上挖出,在向北位移了近20米的地方,将下马坊重新树立了起来。所以,现在人们看到的下马坊已不是原来的位置了。在原下马坊的东北侧,有两块后起的石碑,一块是神烈山碑,一块是禁约碑。明嘉靖十年(1531),明世宗下令改紫金山为神烈山,在原下马坊东北侧立“神烈山”碑。碑原有石质碑亭,现碑及四石柱础尚存。碑文额刻篆字“圣旨”二字,碑身中刻“神烈山”3个大字,东侧刻有“嘉靖十年(1531)岁次辛卯秋九月吉旦”13字,西侧刻有“南京工部尚书臣何诏侍郎臣张羽立”15字。碑为竖式,坐北朝南,高4米,宽1.46米,厚0.73米。禁约碑与神烈山碑并列,位在其东,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明孝陵立“禁约碑”,重申保护明孝陵,严禁破坏孝陵龙脉,违者从严惩治。碑为卧式,坐北朝南,碑身仅高1.41米,宽5.21米,厚0.43米;碑额高0.40米,宽5.31米,厚0.52米;碑须弥座高0.65米,宽5.52米,厚0.74米。大金门原为陵园的大门,门面朝南,为三孔券门,东西宽约26.66米,进深8米,高约5米。顶部结构已毁。据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大金门原两侧有长达22.5公里的红墙将整个陵园围住,现墙已不存。

碑楼位于大金门北约70米处,两者之间原先气脉是相通的,后被通往中山陵园的道路拦腰隔断,呈“凹”字形。因此,现在人们若要从大金门到碑楼,必须先下公路,再爬坡上去,才能看到碑楼内放置的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三年(1405)所立“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文为朱棣亲撰,记朱元璋一生事迹,楷书阴刻,长达到746字,是南京附近明代碑刻中最大的一快碑。碑楼呈正方形,四面各开有券门,原为黄瓦重檐,墙四角有石雕龙头,飞檐滴水,惜顶部结构已毁,四周围墙尚存,形如堡垒,因此又俗称“四方城”。

明孝陵设有三道御河,过了外御河桥就进入了神道。神道依山就势,作蜿蜒曲折布置。全长865米,可分为两段,一段方向西北,长615米,地势略有起伏,方向屡屡改变,两侧布置神兽6种12对24只,均相对而置,两卧两立,依次为狮、獬豸、麒麟、骆驼、大象、马,每列相距16丈2尺,每对相距8尺5寸。神道绕过梅花山南麓,折而向北,到棂星门为止,长250米,有石望柱二,白如玉,雕缕云龙纹,紧随其后的是4对石人,分别为文臣、武将各两对,武将身披介胄,手执金吾,高一丈三尺;文臣头戴朝冠,手秉朝笏,高一丈二尺。

走完神道,就进入明孝陵的第二部分,即陵寝主体建筑部分。这一部分自棂星门至宝顶,包括棂星门、内御河及金水桥、文武方门、特别告示碑、御碑亭、碑殿、享殿、宝城前御河及升仙桥(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宝顶等。方城为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最后部分,外部用大石条建成,中间为拱门,中通圆拱形隧道,由34级台阶拾级而上,两边底部作须弥座状。出隧道,正北即宝城南墙,上横刻楷书“此山明太祖之墓”。在宝城前垣分左右两路夹道,直通方城顶部的明楼。宝城位于陵宫的最后面,是朱元璋的陵寝所在,为一直径325-400米、周长约1000米的的崇丘;宝城内中部隆起的部分为坟头,称为“宝顶”,经科学探测,证明内建有玄宫,且未曾发掘过。

明孝陵的主体建筑坐落在紫金山南麓,从棂星门起到方城止,排列在南北纵轴线上,显得庄严、方正,均衡、协调,符合封建君权和神权思想。但损害最严重的也是这一部分建筑。明末清初,孝陵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地面木结构建筑大多毁于1853年清军与太平军之战。如:棂星门原有五道,现仅有大石柱础6个。御河桥原有5道,现只有3个,且非明代构件。文武方门原有五座,三大两小,现仅有一个,为清同治年间以后建,门的左右两边还可以看到原来门斗的痕迹。过了文武方门,原来是中门,也有方门五座,门内有神帛炉二,左右庑30间,门外有御厨二,其左为宰牲亭,右为具服殿,皇帝在此更衣,以便祭奠,但现在都已毁了,改建成一座碑亭,中间立有清朝康熙皇帝南巡谒陵时所题“治隆唐宋石碑”;后来乾隆两次南巡,又在东西两边题诗立碑。孝陵的享殿原来规模很大,称孝陵殿,东西九楹,南北五楹,一共45间,目前只能见到60多个大石柱础,大概毁于清初。诗人屈大均《孝陵恭谒记》载其谒陵时,尝见“有牧马一番儿(指满州兵)方斫殿柱,柱上金龙鳞爪,半欲摧残。臣大均予以多钱,拜之而求免。”魏世效《孝陵恭谒记》也说:“殿柱三十有六,去地二尺许皆为刀斫伤,或折柱三分之二。殿两旁多贮马粮,牧羊马,若种蔬圃者交迹于殿外。”太平天国时,满清江南大营设在孝陵卫,明孝陵一带正是战场,以致享殿尽毁,墙垣圯倾。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复时,仅建守陵房屋三间,规模缩小,旧貌已失,殿中仅供奉着朱元璋的画像。再如,方城上面的明楼毁于清咸丰三年战火,顶部已塌,现仅存墙体。

三、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与中国其它帝王陵墓相比,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秦始皇陵陵址封土高76米,底径495米到515米,虽属中国帝王陵墓中之较大者,但我们在地表上看不到神道。汉惠帝刘盈的安陵属于“方上”之制,起方形土台两层,底边长166米,其神道也难以一睹其貌。唐代的帝王陵墓以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为最大,其神道从第一道门起至陵墓隧道,总长达3980米,如果减去朱雀门至隧道一段567米,还有3413米;乾陵的神道上布置的石刻包括华表、飞马、朱雀、人、马、狮、碑在内,计有21对,另外还有外国使者的石像60个。宋代陵墓中最大的是宋太宗赵炅的永熙陵,从神道起处的鹊台到神坛底止,全长约586米。而我们南京的明孝陵,如果从下马坊算起,到方城止,全长竟达2620米,并且神道石刻有16对,如果再将宝顶的情况估计在内,其建制规模当在我国帝王陵墓中位居前列。如果不把后来的明十三陵包括在内的话,之前可以和明孝陵相比拟的也只有唐代李治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了。至于明孝陵的红墙,依《康熙江宁府志》记载,其长达22.5公里,从平面看,已将整个紫金山都范围在内了。

明孝陵代表了明初皇家建筑艺术最高成就,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陵寝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明清皇家陵寝文化的先河。明孝陵对中国帝王陵寝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天人合一”的古代哲学思想在陵墓布局中得到了形象再现。明孝陵选址是经过朱元璋、刘基、徐达、汤和等人亲自选定的风水宝地,具体选定时间约在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强行牵走了原先位于玩珠峰下的千年古刹太平兴国禅寺(即蒋山寺)。据有关专家考察,从空间上看,明孝陵从大金门开始,至碑楼、神道、石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方门、享殿、宝城,其走势呈“北斗星”状:从大金门到金水桥部分为勺斗,从金水桥到宝城部分为勺柄。从玄宫所在地的宝城来看,其东有青龙象,西有白虎象,且“龙砂”高于“虎砂”;西南面的前湖为朱雀象(前湖又称燕雀湖),宝城所依之玩珠峰呈玄武象。与此同时,正对陵宫的孙陵岗(孙权墓)与远处江宁境内的东山又构成“近案”“远朝”的风水形势,而北斗星布局又正好处于“四象”之间。这种陵宫布局体现了中国历代帝王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是人工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在考古发现中,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45号大墓中的蚌壳龙虎图和北斗天象、秦始皇及历代不少帝王墓葬中的星象图的设置等,都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朱元璋通过自己的陵墓格局设计,来体现了这种人文情怀,从而使道家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封建礼治秩序实现了完美统一。

二是开创了“前朝后寝”的帝王陵宫制度和“前圆后方”的陵墓格局。明孝陵继承了中国帝王陵墓“依山为陵”的制度,但一改汉、唐、宋以来帝陵方上、灵台、方垣、上下宫的制度,合上下宫为一区,新创了方城、明楼、享殿、圜丘(改方坟为圆丘)及宝城、长方形陵宫的制度。在陵寝建筑平面布局上,开创了“前方后圆”的基本格局;在陵宫建筑内容上,首次仿皇帝生前宫殿分前朝后寝的格局,建立“前朝后寝”的陵宫制度。这种格局既继承了汉、唐、宋的帝陵形制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新的帝陵制度,并规范着此后明清两代500多年20多座帝王陵墓的建筑形制,在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三是独特的神道设计理念和精美的神道石刻艺术交相辉映。神道是帝王陵墓的必备内容。我国汉、唐、宋以来的历代帝陵大都采用中轴对称式的神道设计,明孝陵的神道却是蜿蜒曲折,不拘一格。明孝陵神道为何是弯曲的,与明孝陵的陵墓正对面梅花山有关。梅花山古称孙陵岗,是东吴大帝孙权墓所在。传在朱元璋动用“十万军工”修陵时,有人主张将梅花山搬走,以伸直神道。但朱元璋崇拜孙权是一条好汉,将孙权的墓留着,也好让孙权为其把守门户。就这样,明孝陵神道成了弯曲的了。这一方面显示了朱元璋的雄才大略,做事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同时也使陵墓神道增添了深邃澳妙之感。孝陵神道的弯曲固然与孝陵陵宫对面的梅花山孙权墓有关,但更多体现的是巧借地势,营造“北斗七星”陵墓格局、以体现“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设计者在每段视线的终点,适当布置石刻雕像来控制每一段空间,石兽或蹲或立,姿态交替变化,配以苍山远树,创造了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使人极易笼罩在谒陵的氛围中。可以说,如果没有那蜿蜒曲折的神道存在,明孝陵“北斗七星”说将是永远不能成立的。明孝陵神道石象生形体高大,庄严肃穆,栩栩如生,题材、造型、雕琢技巧具有鲜明特色,代表了14世纪晚期到15世纪初叶我国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石象高达3.47米,长4.21米,宽2.16米,所用石材重达80多吨;白石望柱高6.25米;《神功圣德碑》通高达8.78米。石刻造型厚重简朴,线条圆润流畅,但细部雕镌精致,在艺术上达到了整体的宏大与局部的细腻融为一体的创作效果。

四是开创了第一代皇帝陵寝神道作为后世子孙(世子或继位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在孝陵陵域内,其东部就有与之相隔仅60米的皇太子朱标的东陵。考古勘探表明,东陵没有自己的单独神道和御河及御河桥,而是与孝陵共用一个神道及御河桥。这一制度被后来的明十三陵所使用。北京明十三陵受孝陵影响,共用一个神道,从石牌坊到长陵,总长达7000米,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宏伟的陵墓建筑群。

五是大量使用砖石结构,并具备了体系完善的排水系统。明孝陵地面建筑较多,设计者主要突出了大金门、碑楼、孝陵殿、方城、明楼。这些大型单体建筑物普遍使用砖石起券,用石须弥座做基础,中部墙身以巨石或巨砖叠砌作拱顶,挑檐作石制,建筑物顶部依尊卑级别高低覆盖不同釉色的琉璃瓦构件。在中国古代建筑中,木结构转化为砖石结构,这是从明代开始的,具体说是从明初南京宫墙和陵墓建筑开始。用砖来起拱券,从而出现了无梁殿建筑,这是我国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一个大发展,从而奠定了明清帝陵建筑技法的基本格调。这种建筑材料的普遍使用,使明孝陵具有了相当的防火功能。与此同时,明孝陵的排水系统与建筑空间分割达到了和谐有序。南方雨水充沛,帝王陵墓排水系统必须完善,但又不能破坏整个陵域的风水。明孝陵利用天然的水系,设置外御河、内御河及宝城御河三道由东向西的水系,通过御桥在空间上实现联接,使整个陵区和谐完美,富有生命的活力。

四、要进一步加强对明孝陵“原生形态”的保护。

1961年3月,明孝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11月,我国“明清皇家陵寝”中的明显陵(湖北钟祥)、清东陵(河北遵化)、清西陵(河北易县)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时间2003年7月3日23时56分(巴黎时间7月3日17时56分),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喜讯,“南京明孝陵”作为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明清皇家陵寝”的扩展项目,被大会顺利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已突破了人们心目中的仅仅是朱元璋陵墓的空间概念,而是一个以朱元璋陵墓为主体的、占地约297公顷的文化遗存,其保护范围达31平方千里,其内容可分作三大块,第一块为明孝陵,第二块为明东陵,第三块为明功臣陪葬墓。明太子朱标的东陵遗址,据考古调查,位于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60米处,与孝陵毗邻。现作为一处遗址公园而成为孝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据史料记载,在明代,整个紫金山(钟山)都是明孝陵的陵域范围。王焕镳《明孝陵志》云:“钟山之阴,明功臣陪葬者十余人。”在这个区域中,尤其是在钟山西部和北部,分布着与朱元璋共同打天下的明代十几位开国功臣陪葬墓,这些功臣墓是明孝陵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对朱元璋的孝陵起着重要的护卫作用。根据《康熙江宁府志》和胡祥翰《金陵胜迹》等书记载可知,这些功臣墓分别是:中山王徐达墓,开平王常遇春墓,岐阳王李文忠墓,东鸥王汤和墓,皖国公仇成墓,江国公吴良墓,海国公吴桢墓,滕国公顾时墓,许国公王志墓,燕山侯孙兴祖墓,安陆侯吴复墓、汝南侯梅思祖墓等。这些功臣墓有的保存完好,如徐达墓、李文忠墓、常遇春墓等,环境已得到有效整治,并且对游人开放;但有的需进一步整治,有的墓葬甚至至今还未被发现,只是见诸史书记载而已。

中原丧葬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一)奉行儒家孝道,事死如事生

孔子主张:“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局清厅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儒教极力倡导孝道,送终之礼尤为重视。受儒教孝道思想影响,丧葬礼仪中日益形成了葬前丧仪、五服制度、居丧守孝、祭祀亡灵等繁琐的丧俗;再者受灵魂不死观念的支配,古人心目中的两个世界,即活人生存的现实社会和鬼魂活动的朋曹地府,因此,古人总是按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为其安排后事,将现实社会的一切原封不动地搬到鬼魂世界,“事死如事生”是我国包括中原传丧葬礼仪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隆祭、厚葬之风盛行

居丧守孝是中原传统葬礼中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了“五服”制度,其目的是按血缘亲疏关系,确定居丧守孝的亲疏近远,以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居丧期间,不正正仅禁忌重重,而且还规定了七日一祭,百日、周年再祭,以及清明、春分、中元(阴历7月15日)、冬至扫墓的隆祭久祀制度。厚葬之风一直是中原传统丧葬习俗的重要特征之一。“人土为安”、“重殓厚葬”、“铺张浪费”是其重要表现。土葬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当时中原一带人们多用土葬安埋遗体,因而土葬成为中原各地汉民族的传统葬法;“重殓厚葬”的殡葬观念影响至深,“棺椁必重、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以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以及排场铺张的奢侈之风,代代相因,上行下效,愈演愈烈,导致了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厚葬之风。

(三)等级森严、封建迷信盛行

早在我国奴隶社会的周朝时期,就形成了“贵贱有仪,上下有等”的丧葬制度。生前的社会地位不同,死后酌待遇也各有所异,古人通过丧礼,将现实社会的等级关系移植到鬼魂生活的冥界。在丧事中的封建迷信活动盛行,这也是河南传统丧葬习俗的又一特征,主要有:搭灵棚、做道场、看风水、择吉日、僧道念经、扬幡招魂、披麻戴孝、烧纸化钱、磕头跪拜、发丧送葬、大出殡、配阴亲、取鬼妻等。

人类经历了“弃尸”、“野葬”、“葬而坟之”的死亡文化过程。葬具是指装盛死者遗体或骨灰的器具。针对这两点本文主要对丧葬中的坟墓选择和葬具进行部分叙述。

(一)墓者没也,沉没、埋没之意。早期人类的亲情观念是以氏族为单位的,因此,墓而无坟也没关系,大伙葬于一处,很好找到。当私有制出现以后,当亲情范围缩小以后,人们需要单独埋葬、单独纪念,墓而坟之就开始了。

在阶级社会人分三六九等,坟墓自然也有等级。大的等级有:圣人坟墓称“林”,帝王坟墓称“陵”,贵族坟墓称“冢”,一般官员或富人称“墓”,平民百姓称“坟”。在同一等级之内,坟墓的大小、高低、排列、方向、装饰也有区别,后代不能超越先祖,小官不能超越大官等。

墓地有公墓、家墓、族墓、义地和乱葬坟之分。公墓一般由政府出面购地,多为穷人而设。明清两代政府为了倡导土葬禁止火葬,曾开设公墓。家墓就是一家之墓区,年代久远之后,就成为族墓了。义地是有钱人家的义举、善举,为少地、无地贫民购置的墓区。乱葬坟是最贫民化的一种墓区,地是无主的荒地,坟是最穷的人或无主的人。墓地有神道,即墓地的主道路,道路两旁有石人、石兽和松柏等。墓有墓碑,墓碑上刻有墓志铭,碑坐于墓台之上,墓台两侧有镇墓兽和松柏等。

中国人对死很看重,不仅表现在观念形态上,也表现在操作形态上,更表现实物形态上。帝王从登基那天起就关注两件事,一是长生不老、二是修墓。上有行之、下必效之,在民间活死人墓也比比皆是,规格也是尽其所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看重坟墓呢?

一是归宿感。中国人特别重视归宿,生时认祖归宗、认亲;要寻找组织、要找终生依靠的人或单位等;死时要叶落归根,要人家墓、族墓,要合葬等。这种强烈的归宿感正是专制政治下个体意识弱化的表现。生时的危机与不稳定反映在死亡文化上就是强化死后的安定,安定则表现在墓地的种种规制上。

二是永恒的需求。渴望生命永恒、渴望富贵永恒、渴望脱离贫贱是人类自私也是最本能的愿望,但是永恒是非现实的,转化这种永恒不也是一种永恒吗?因此,生命就延伸到了死亡,富贵就延伸到了墓穴。

三是伦桐隐理的需要。中国儒家的伦理学说在活人世界里维系作用是有限度的,因此,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要把这种作用再强化到死者身上,以对死亡者态度衡量对活人的态度,即“事死如事生”。

四是宗法等级的需要。宗法等级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封建秩序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死亡之人生大事上也要体现出宗法等级来。

(二)葬具有棺、椁、匣、骨灰盒、罐等。在传统丧葬礼俗中,葬具也是根据死者生前身份而有所不同的。

棺。直接盛尸的器具。有木制的、金属制的,水晶制的、玻璃制的、银制的等。木制棺材讲究很多,据说楠木、檀木棺材有保护尸体不腐烂的作用。木制棺材用料也极讲究,三寸、七寸,甚至尺外者都有,重到几十人不能移动。。

椁。棺材外面的套棺。在封建社会,棺椁之用是有严格区别的。天子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两重,平民则棺而已。棺罩。旧时出殡时罩在灵柩上的庙堂式的罩子。品级越高,棺罩越讲究。匣。多为未成年死者,殓尸之用。也为二次葬骨所用。状似棺但小。骨灰盒。盛骨灰的器具,多为木制或胶木制。骨灰盒为现代火葬之用。骨灰罐。流行于古代火葬,主要受佛教文化影响。

随葬品。随葬品就是伴随死者人葬的物品。有焚化、陪葬、死者随身等多种形式。随葬品有人、有实物、有象征性物品、有模仿性物品。随葬品有严格等级规定,它是死者生前身份、地位的标志。现代社会,随葬品仅仅成为一种象征,在农村等落后地区还比较盛行。随葬品的出现与社会意识、宗教信仰有关,“孝”意识起推波助澜作用。在奴隶社会时期,往往以人随葬,惨不忍睹,后来就以陶人随葬,算是一点进步。古代帝王多以实物随葬,盗墓之风遂起,帝王就以假墓疑之,有的帝王墓穴有十几处之多。一般民间多以象征物品随葬,一则经济实力不够,二则怕盗墓死者不安。

选择了墓地和葬具以后就是丧葬重的安葬方法,这是人们对死者遗体的处置方法,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葬死者。远古时期,人死之后是如何处理遗体的,无可靠记载可考。根据传说及考古学、人类学研究成果发现,远古人类对死者遗体处理没有固定的习俗。人类祖先在200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以后,对死者遗体的处理方法几乎同兽类相差无几。

我国最早有意识的丧葬活动是距今有1.7万年前的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对死者既有一定的仪式,又在死者遗骸周围撒上赤铁矿粉,并有石器等随葬品。丧葬习俗是伴随着“鬼魂”观念的出现而出现的。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所限,对自然界产生了种种神秘感,并根据经验和作梦的体会逐步产生了种种意识,进而影响到丧葬习俗尤其是对死者遗体的处理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自从有了灵魂观念以后至今,人类对遗体的处理方法可谓是五花八门。按葬法分类有土葬、火葬、天葬、风葬、水葬、崖葬、塔葬、曝葬、腹葬、裸葬、路葬、树葬、洞葬、海葬、野葬、挂葬、船棺葬、铜棺葬、悬棺葬、石棺葬、瓮棺葬等等;按葬式分类有仰身葬、俯身葬、侧身葬、屈身葬、直立葬、解肢葬(割体葬)、一次葬、二次葬等。上述葬法、葬式归纳起来无外乎有以下两种:一是遗体保存法,认为灵魂须以尸体为依托和归宿,故尽量保存遗体,如土葬、悬棺葬、防腐葬等;二是遗体消灭法,认为灵魂应尽快脱离身体升天,故尽快消灭遗体,使灵魂得以安息,如火葬、水葬、天葬等。

安葬的方式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逐渐形成了以土葬为主的传统丧葬习俗。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人们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安葬方式,有的被不断更新,赋予了新的内容,并不断的发扬光大,如火葬;也有的因繁琐、有碍环境而被淘汰,如悬棺葬、高架葬、瓮葬、水葬等。远古时期的葬法、葬式的形成和选择往往与人们生活的环境和地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实行树葬、风葬、露天葬的,多为生活在森林中的民族,如我国的古契丹人,将尸体悬挂在树上,三年后焚烧尸骨;如实行水葬者,一般生活在江河岸边,如我国少数民族的藏族、独龙族对非正常死亡者,扔尸体于江河中,任其飘流;再如实行火葬者,因其居住在高寒地区,火对生活的影响特别突出,进而影响到丧葬,如我国古代西北的氐羌族盛行火葬。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和环境的不同,从事的生产活动的不同,以及心理素质、宗教信仰的差异等诸多原因,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葬法、葬式习俗。加之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各民族的不平衡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表现在安葬方法上也是各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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